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無論是地方政府官員還是市民百姓，環保意識都在提高，但由于相關法律的不規范、不完備，造成目前環保法治還普遍存在“兩高一低”怪現象，即執法成本和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

    寧夏石嘴山市環保局污染管理科科長陳厚杰向記者反映說，作為縣級環保部門，面對企業的違法排污，我們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實行１－５萬元的經濟處罰，但如果企業不服就必須召開行政復議，而且３個月之內還有權到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很多企業就是這樣跟環保部門拖著、耗著，所以處罰一次有時候半年都執行不了。

    據了解，國有大型企業或上市公司為了顧及社會輿論監督以及企業自身的形象，對環保會更重視一些，小企業很少主動上馬環保設備，對環保的認識僅僅是“罰款”。陳厚杰說：“上一套環保設備動輒幾百萬，而環保部門處罰一次也才幾萬塊錢，這種違法成本實在太低了，有的企業甚至主動要求用罰款來代替上環保設備。”

    記者走訪的內蒙古海拉爾、鄂爾多斯、烏海以及寧夏的石嘴山、平羅等地，環保部門負責人普遍反映認為，污染防治立法和執法落后于社會生活的需要，是造成企業短視行為的根源，不少地方違法排污行為屢禁不止，結果是守法者經濟上吃虧，違法者經濟上占便宜，不支出和負擔污染防治費用，形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違規排污故意說成是事故性排污

    由于環保基礎性工作薄弱嚴重制約著環保工作的進展，突出表現在技術人才短缺、設備老化，數據缺失。

    烏海市是內蒙古高耗能產業基地，該市８０％的工業都集中海南區。海南區環保局局長龔小平說，相比起以前，環保部門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但現在的任務重、壓力大，特別是人員緊張已經成為突出問題。目前環境監察大隊只有１２人，但面對的工業企業卻是１７５戶企業，加上其他企業超過３００家。

    除了監管人員短缺外，專業的技術人員不足也是基層環保部門面臨的一大困境。寧夏石嘴山市環保局污染管理科科長陳厚杰說，最近幾年環保工作越來越被重視，基層環保局都是由過去的環保站轉變而來，一些人員也是由其他部門分流而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由于專門的技術人員奇缺，基層環保部門高價配備的監測設備沒人會用、會修，由于環保人員不懂行，一些企業把違規排污故意說成是事故性排污等，逃避處罰等等。

    此外，數據缺失也影響著基層環保監管工作。據了解，由于一些企業的管理臺賬混亂，比如污水處理裝置的運行記錄基本上都不完整，致使環保部門數據核查困難重重，拿到的數據沒有說服力。

    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區環保局局長郭建英等基層干部擔憂地表示，環保基礎性工作如果不能加強和改善，很可能會降低環境監管的效果。

    政策和體制不完善抵消地方政府積極性

    過去縣市一級政府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的現象現在已經出現改觀，一些環保欠賬多、減排壓力大的地方已經把環保放在政績考核的第一位。但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由于國家在節能減排的政策體制上還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有很大影響。

    鄂爾多斯市環保局局長劉恒發說，目前環保工作存在上下責權不對等問題。相關的處罰權限基本都在國家和省一級環保部門，地方除了有限的經濟處罰權外，承受的都是責任和壓力。以電力企業為例來說，一方面，６大發電集團都是與國家環保部簽訂的責任合同，對于取消電廠脫硫電價補貼、超標排污處罰權基本也都在國家和自治區一級；另一方面，電廠都在地方，一旦電廠完不成減排任務，追究的是地方政府責任，其實很多情況下我們根本沒有制約他們的辦法。

    由于資源稟賦主要以煤炭為主，在寧夏、內蒙古很多縣市，電力行業都是當地的二氧化硫排放大戶，但國家規定減排的指標只能是電力企業內部使用，給地方政府帶來很大壓力。內蒙古達拉特旗副旗長馮文華說，目前電力企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占當地的９０％以上，如果不脫硫，二氧化硫排放已經達到飽和狀態，但是地方政府費了很大的氣力減排下來的指標，當地的項目卻不能用。如果國家能按一定比例給地方留用，地方的積極性會更大。

    此外，一些基層環保干部還反映，目前列入到節能減排統計數據的只有規模以上企業，但事實上削減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相當一部分都是靠關停小企業來實現的，最終的結果是地方政府犧牲財政收入換來的減排指標卻得不到國家的認可。一些基層官員建議，節能減排任務已經到關鍵時刻，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是下一步要考慮的問題。